說到香----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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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香，我們首先想到的多是宗廟祠堂和寺院道觀裏的香煙繚繞，於是香在我們眼裏就成了一種祭祀和宗教的用物，其實香在古代人們的生活中也有著廣泛的用途。

       真正的香料並不產於中國，而遠在西域諸國，正如範曄在為《和香方》所寫的短序中說的：''甘松、蘇合、安息、郁金、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宋書·範曄傳附孔熙先傳》），所以宋代以前，除了朝貢以外，香料來源比較有限，香料種類也較少，除了祭祀和宗教用香外，香的使用並不廣泛，是作為奢侈品而存在的。漢代時即便貴為皇后的明德馬皇后都說''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後漢書·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紀》）

       魏晉南北朝以降，香多為宮中貴族之家焚熏塗傅，平民百姓是無福享用的。據史料記載東晉巨富石崇家的廁所''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晉書·王敦傳》）一次平素崇尚節儉樸素的尚書郎劉寔去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耳''''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不能若此'''''' （《晉書·劉寔傳》）像劉寔這樣顯貴人家尚用不起，更不用說布耶家了。

       宋明以來，在朝貢的基礎上，海外貿易極大地擴大，各種香料通過海上之舟大量運入中國，民間各種修合之香也頗為盛行，香在人們生活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香的使用也更為廣泛和多樣化，極大地豐富著人們的生活。不過縱觀中國古代生活中的用香，大體有這麼幾個方面：

       熏燃之香：中國古代的達官貴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香的妙用，通過熏燃香料來驅逐異味。石崇家的廁所因為焚香曾經聲名顯著，成為一時笑談。在石崇以前熏香多出現于宮中。那時香大多產于西域諸國，西域離中原路途遙遠，同時中原的海外貿易還沒有發展起來，宮中僅有的香料都是通過西域諸國的朝貢得來的，熏香也最早成為宮中的習俗，大多用來熏炙衣被。《後漢書·鐘離意傳》記載，''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台中，給使護衣服''''也。''可見當時用香熏烤衣被是宮中的定制，並且有專門用來用香熏烤衣被的曝衣樓，有古宮詞寫到''西風太液月如鉤，不住添香摺翠裘。燒盡兩行紅蠟燭，一宵人在曝衣樓''。當時熏香的器具很多，主要有熏爐和熏籠。在河北滿城中靖王劉勝墓中，發掘的''銅薰爐''和''提籠''就是用來薰衣的器具；湖南長沙的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文物中，也有為了薰香衣而特製的薰籠。漢代更有博山香爐響譽於世。

       唐代熏籠更為盛行，覆蓋於火爐上供熏香、烘物或取暖。《東宮舊事》記載''太子納妃，有漆畫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反映此時宮中生活的宮體詞也有很多都提到這種用來熏香的熏籠，如''熏籠玉枕無顏色，臥聽南宮清漏長。''（唐王昌齡《長信秋詞》），''紅顏未老思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居易《宮詞》），''櫻花落盡階前月，象床愁倚熏籠'' （李煜《謝新恩》），''鳳帳鴛被徒熏，寂寞花鎖千門''（溫庭筠《清平樂》）。就考古而言，在西安法門寺也出土了大量的金銀製品的熏籠。雕金鏤銀，精雕細鏤，非常精緻，都是皇家用品。

       除了大量的熏籠，還有各種動物形狀的熏爐，用來取暖，特別是唐以後使用的比較廣泛。宋代一些官宦士大夫家比較流行的是鴨形和獅形的銅熏爐，稱為''香鴨''和''金猊''。和凝作的《何滿子》中有''卻愛熏香小鴨，羨他常在屏帷''，周邦彥寫的《青門飲》中有''星斗橫幽館，夜無眠，燈花空老。霧濃香鴨，冰凝淚燭，霜天難曉''，賀鑄的《薄幸》詞裏也有''向睡鴨爐邊，翔鴛進屏裏，羞把香羅暗解''，此處的''香鴨''''睡鴨''都是用來熏香取暖的器具。

學者談香----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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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傑克•特納的《香料傳奇》時，曾見如下文字：“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萬物被重新排序，宗教和寓意的重要性降低了，香料也失去了其象徵意義，失去了它們古代時在健康和神靈方面的重要性。”顯然，香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並非沒有形而上的意義。

古希臘人喜歡根據植物的特點，賦予其相應的“事件”，又由那“事件”得到植物的寓意。例如，玫瑰在希臘神話中是阿芙洛狄忒的血染紅的，故而象徵愛與美。而香氣，是阿芙洛狄忒的特徵之一，是她的誘惑力之一，是她到來的預示，或者說是愛情本身的表現。

《聖經》中，香的寓意亦存在類似的邏輯。《出埃及記》有：“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大的分量。”拿他弗，滴落之意，割傷後流出香氣的樹膠汁，若眼淚滴下；施喜列，焚燒海蝸牛貝殼發出香氣，動物的生命預示救贖；喜利比拿，有醫治之能的樹膠汁，預示驅除邪惡——這三種香料都象徵基督之死。而淨乳香，則代表基督甜美的復活。四種基本成分的香料比例必須是相等的，這說明基督死與復活的所有屬性都是均衡的。

在古埃及，睡蓮因其朝開暮合併有放射狀的花朵，成為太陽崇拜的象徵。煉金術興起後，植物中提煉的精華被視為植物的靈魂，蘊含著生命的力量，改變著煉金師的精神境界，助其追尋《翠玉錄》中化生萬物的“唯一之物（one and only）”。相傳豔後克婁巴特拉曾留下《對話錄》，記述有：“你們從各地拿到的植物、元素和石頭，對你們來說好像是成熟的，但它們要經過火煉才能成熟。當它們從火中出來披上一層外衣和光亮的色彩時，就可以表現出其內在的榮耀和外表的美麗，變成熔融的神聖狀態。”（見彼得•馬歇爾《哲人石：探尋金丹術的秘密》）

穆斯林世界視用香為美德，在其經典中有“聖人說：‘若有人贈香，當欣然接受，香來自天堂。’”“因為穆聖喜歡香，不拒絕香，熏香和摸香是聖人一生常行的聖行。追隨聖人經常的行為是應當的。”“艾乃斯從聖人上傳來：真主從他的尊光上造化了紅玫瑰香，並把它轉成了萬聖的氣味。那麼，誰意欲觀看真主的榮耀，想聞到萬聖的香味，誰就應當去點紅玫瑰香。”

古印度諸神中，乾闥婆身上具有濃烈的香氣，是香神，亦是樂神。梵語乾闥婆意為變幻莫測。乾闥婆的妻子緊那羅善歌舞，緊那羅有“疑”的含義。想來，香、樂、舞，於人而言，常是美妙卻又縹緲不定吧。

而香在佛教之地位，則可由《維摩經》窺知：“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楞嚴經》的香嚴童子“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本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佛說“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于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雲何是中更容他物！”香與聲，其實相通。香嚴童子以香悟道，與其同座的驕陳那五比丘則“於佛音聲，悟明四諦。”所以，緊那羅在佛教中的化身大樹緊那羅王之言，也可與此同參：“是故當知一切音聲從虛空出，當知是聲即虛空性，聞已便滅，若其滅已同空性住。是故諸法若說不說同虛空性，是故應當不舍空際。如音聲分，諸法亦爾。若以音聲有所說法，而是諸法於音聲中求不可得，音聲於法求亦叵得。善男子，是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可言說。’但以音聲名為言說，當知言說為無所說。又以音聲名為言說，然是音聲本無住處，若無住處則無堅實，則名為實。若其是實則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無有起，若無有起則無有滅，若無有滅是名清淨，若是清淨是則白淨，若是白淨是則無垢，若是無垢是則光明，若是光明則是心性，若是心性則是出過，若是出過則出過諸相，若出過諸相則是正位。若菩薩在正位，是則名得無生法忍。”（見《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同屬東方的古老文明，古印度神話中，乾闥婆、緊那羅夫婦以香、樂、舞侍帝釋；而中國《九歌•禮魂》所述祭祀場景，也與之相近：“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禮記》言“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祭祀時，以樂與香，求諸陰陽之義，詔告於天地之間。在古人看來，樂與香不僅溝通天人，亦是“德。”“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書•君陳》）

可見，中國人的思想中，樂與香亦是相通的，皆寄託著“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的理想。

《禮記》中，對香的描述不及樂詳細，但由樂，亦可度古人對香的認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心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誣佚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所以樂與香，在古時意義非凡，關乎“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中國人、印度人對香“且令鼻觀先參”的境態相比，西方人的熱情更多是傾注於香的實用性上：醫療藥用、防腐除穢、飲食烹飪等等。偏偏，那些西方人最需要的香料，胡椒、丁香、豆蔻、肉桂、生薑……並不生長於西方。

於是，“與向歐洲提供香料相連的那一偉大歷史的發展乃起源於人類的需要：一種感官、情緒和情感的需要；起源於朦朧的味覺和信仰的領域。所有那些偉大的、由香料所引發的活動和戲劇性事件，所有那些戰爭、渡海、英勇、野蠻和徒勞都難以捉摸地起源於人們對於香料的情感、感覺、印象和態度。”甚至，“為了香料的原因，財富聚了又散，帝國建了又毀，以致一個新世界由之發現。”（見《香料之路》）

1095年11月，教皇烏爾班二世召開宗教大會號召發動十字軍東征，他的演說辭把“資源、貪欲、民族心態、侵略”間的關係彰顯得淋漓盡致：“我們這裏到處都是貧困、饑餓和憂愁，連續七年的荒年，到處都是淒慘的景象，老人幾乎死光了，木匠們不停地釘著棺材，母親們悲痛欲絕地抱著孩子的屍體。東方是那麼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們為什麼還要在這裏坐以待斃呢？”

而在東方，彈丸之地的日本，那種“孤冷、拘累、恐懼與貪婪”的情緒，那種哪怕學會中國所有文化之形卻永遠也學不來灑脫與自在神韻的狀態，那種在戰爭中瘋狂掠奪包括沉香在內的各種資源的醜陋……在烏爾班二世的演說辭裏也都能找到解釋。

中國人在得天獨厚的地理、文化條件下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與西方人、日本人全然不同，甚至直到今天，可能也依舊不能真正被他們理解。

《香料之路》一書在探討鄭和航海以貿易而非掠奪的方式獲得香料，中國最終沒有倚仗強大的船隊建立日不落帝國的問題時，有段很堪品味的話：“早在基督紀元初的幾世紀，中國人已經熟知一種概念：天下之大，盡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沒有所謂疆界之分。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經擁有一切，還有什麼理由要向外征服呢？歐洲列強的侵略行為，超越了原本為了滿足開拓東西貿易有利環境的需求，這種好戰而類似十字軍東征的殖民主義，完全和中國人理想中萬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馳。因此，在中國皇帝身上看不到歐洲這種觀念。從明成祖身上當然也看不到這種觀念，歸順中國所換得的報酬是本身的繁榮。以這種方式對待未開化的民族可以提升他們對中華帝國的忠誠度，這種遠比加強駐軍的兵力來的有效得多了。無論如何，明朝皇帝得到的結論，試著在半個地球之外的地方維持駐軍是愚蠢的行為，因此明朝的皇帝從來沒有作過這種嘗試。而歐洲各國殖民者還要再過四百年後才得到相同的結論。”

華夏民族極少單純為掠奪物資而發起戰爭。逐鹿問鼎，物資要麼僅是藉口，要麼僅是附屬。印象最深的一句關乎物資得失的詩歌，倒是匈奴人的民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彼時漢武帝對匈奴用兵，霍去病將盛產胭脂原料紅藍花的焉支山收歸大漢版圖。



漢代人用香，雖有與西方人不謀而合的實用方面，如屍體的防腐，瘟疫的驅除……但漢代人用香的獨特，則在天人性命之學的思想領域。

先秦，《論語》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大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漢代董仲舒為漢武帝所用，提出“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傅老師說到漢武帝，特別談到其尊儒的同時，亦通道釋。

今人普遍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源自東漢明帝夢見金人，派人赴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傅老師則說，漢武帝已涉佛教。這比他在《中國香文化》一書所提到的“不遲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顯然又進了一步。

周嘉胄《香乘》曾引《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金人即佛，武帝時已崇。事之不始于成帝也。”。《魏書•釋老志》亦載，漢武帝元狩年間，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民國蔣維喬著《中國佛教史》，道“我國知有佛教，應在武帝通西城後。”通西域，為佛教傳入中國，及諸多香料傳入中國，提供了條件。

我原認為，佛教究竟自何時傳入，並不如何重要。然而聽傅老師講起香與天人性命的關係，我忽然感覺到，傅老師所指的天人性命是與三教合一有著密切聯繫的。

這與後世帝王取三教之所長服務于政治的見解不同，帝王所謂“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則三教畢竟有別。而董仲舒《天人三策》則言：“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張九齡《賀論三教狀》亦道：“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

教雖分三，其道一也。從漢至明清，這樣的思想一脈相承。如明之《性命圭旨》：

“故三教聖人，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熏修，以脫生死。儒家之教，教人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覺，其義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教雖分三，其道一也。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心性者，本體也。夫學之大，莫大於性命。性命之說，不明於世之久矣。何謂之性？元始真如，一靈炯炯是也。何謂之命？先天至精，一炁氤氳是也。然有性，便有命；有命，便有性。性命原不可分。但以其在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命實非有兩。況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渾然合一者哉。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謂命。此之謂也。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身心，精神之舍也。而精神，性命之根也。是以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吾身之神氣合，而後吾身之性命見矣。性不離命，命不離性，吾身之性命合，而後吾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見矣。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是吾之真性命也。我之真性命，即天地之真性命，亦即虛空之真性命也。”

——“何謂之命？先天至精，一炁氤氳是也”。

以香養性，性命相合，方是打破混沌之道。可歎世人多是只圖養命，不思養性，其命愈養，愈不與其性相符，愈是可怕。

神話故事裏，常說神通越大，越難駕禦，神通大而有道是佛，神通大而無道是魔。當今世界上，更不斷上演著科技、經濟越發達，越是眾生顛狂、天下大亂的鬧劇……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這無盡的紛爭離亂間，莫非真已至天道無存？

英國人湯因比曾感歎：在過去的五百年中，技術和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人類並沒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樣的發展，而是存在著諸多嚴重的問題。現在，人類已經有力量終結人類歷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懸崖邊的人類必須迅速覺醒、調整方向，才不至於跌落萬丈深淵。

有段時間，中國人得意洋洋地歡呼：“大歷史學家湯因比預言中國文明將統一世界！”其實湯因比所指的可令人類不跌入萬丈深淵的，正是那種寬容、溫和，而非“排他”、“不調和”的儒道釋融合的中國文明。湯因比對此所作的解釋——“人道主義”、“合理主義”也好，“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也好，又豈出乎“天人性命”？
湯因比的論點很有趣：“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蠱惑和專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

對這個所謂的“世界主義”，國人多有爭議。以我理解，應是種海納百川、包容天下的氣度：“外內合同”，“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靈虛香即出自漢代。傅老師常向首次接觸香的人推薦靈虛香，而我身邊許多原不瞭解香的親友，也從靈虛香而愛上了香文化。我說不清靈虛香究竟如何好，只覺其似乎有種與眾不同的感染力。

或許李澤厚先生評論漢代藝術的文字，正可借來對靈虛香與後世名香的區別略作闡釋：“漢代藝術散發著一種原始的活力和野性，儘管由於處於草創階段，顯得幼稚、粗糙、簡單和拙笨，但是那種運動、速度和韻律感，那種生動活躍的氣勢力量，反而由之愈顯其優越、高明。儘管唐俑也威武雄壯，也有動作姿式，卻總是缺少那種狂放的氣勢；儘管漢俑也有靜態的形象，卻依然充滿了雄渾厚重的沖湧力量。唐代的三彩馬俑儘管如何鮮豔奪目，比起漢代古拙的馬，那造型的氣勢、力量、動感就相去甚遠。宋代畫像磚儘管如何細微工致，面容姣好，秀色纖纖，可比起漢代來，那生命力和價值距離很大。漢代藝術那蓬勃的生命力，整體性的力量與氣勢，是後代藝術所難以企及的。”

香兼具有形與無形，穿梭于理想與現實之間。其興廢，與一個時代的思想、政治、經濟皆有聯繫。“天人性命”、“雄渾”是思想、美學層面；此外，漢代的軍事、經濟實力，及“世界主義”的開放的對外政策，不僅使得“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齊聚中華，也使得海外香料紛紛湧入。

比如丁香。

這種備受東西方人青睞，曾經只有摩鹿加是其唯一產地的香料，在世界香料史上意義獨特。荷蘭人自1605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得摩鹿加後，為保持壟斷，不惜燒毀生產集中地以外的丁香園，甚至將收穫後的香料全部以石灰水處理，使之不能再在其他地方播種，同時毀掉“生產過剩”的香料。於是，整個17世紀，丁香漲價幅度達到百分之兩千。直到法國人普瓦夫爾1770年冒險從摩鹿加偷出丁香幼苗，將之栽種到法蘭西島的“國王花園”，這些丁香的後代又于1818年前後移植到馬達加斯加等地，從此在諸多國度生長。因此，普瓦夫爾成了香料貿易衰落時期的象徵人物，大面積種植香料的潮流導致古代以來香料所具有的魅力迅速消失，香料漸漸變成尋常之物。

當然，在漢代，丁香不僅物以稀為貴，且甚為神秘。所以才會有刁存將皇帝賜予的丁香——雞舌香誤認為毒藥的掌故。這掌故我曾在書上讀過，但傅老師現場版的演繹卻格外的妙趣橫生！

陪王伴駕，含雞舌香成了常例。這倒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第一個關於雞舌香的故事：宋之問自視“才色雙全”，欲求武則天寵倖，無奈女帝嫌他口臭，他只好自此常含雞舌香。

而在西方，則另有個故事可與之對照。1505年，英王亨利七世在派人探察王后候選人時，特意叮囑：“在不失禮的情況下，儘量接近她的嘴，以便能嗅到她的口味，看看是否清新。每和她說話的時候，注意感覺她的口中是否帶有香料、玫瑰露水或者麝香的氣味。”結果，那不勒斯女王最符合他的理想，手下人稟告說：“我們在不失身份的情況下儘量地接近了她的面部，我們感覺不到任何香水或香料的味道，她嬌好的面容、潔淨的皮膚和口腔，使我們真誠地相信，這位女王的氣味一定是清新可人的。”可惜，此女囊中羞澀，不足令英王“捐軀”。（出於同樣的婚姻觀，一個半世紀後的英國，查理二世為圖嫁妝，娶了自己不愛的葡萄牙公主凱薩琳，而這引出的，則是茶的傳奇了。）
三國時期關於香的故事，最有名的或就是曹操的“英雄亦到分香處”。

我曾想，既然三國時期歐亞已有聯繫，使用香料之法亦常不謀而合，那麼是否可大膽猜測——

《三國演義》有“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複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小說寫到這裏其實已經矛盾了：既然陰極而陽生的觀念在古人腦中根深蒂固，曹操怎能輕率到敗于東風？所以我更相信部分三國軍事研究者的觀念：赤壁之戰，東風其實不是決定因素。《三國志》裴松之注載：“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彼時西元208年，亞歐大陸皆疫情肆虐，甚至“羅馬皇帝塞維魯親征不列顛，五萬羅馬兵死於疫。”而無論歐洲還是中國，都有借助香料避瘟疫的傳統。那麼，曹操臨終，尚念念不忘“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或許也是受“戰敗——瘟疫——香”這一系列事於他過於刻骨銘心的影響吧。



至魏晉南北朝，香具中仍多見自漢代興起的博山爐。記得我曾在國家博物館拍到過一張福州出土的南朝青瓷博山爐的照片，放到微博上。傅老師見了，說：看到出煙孔旁邊的像小花掰樣的東西了麼？那是為了約束煙氣的走向，使其更加美妙。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注重觀煙氣的變化，啟迪自己的才思，尋覓創作的靈感。

彼時香藥繁多，普遍使用合香。范曄《合香方》更是已知最早的香學專著。但傅老師說南北朝時有些香方很怪，會出現“多君”的現象。香應世事，那時天下分裂，多國割據，人之所見所想俱表現在了香方上。

我想，東晉時，航海等交通又有進步，著《佛國記》的法顯曾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過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抵於闐（今新疆和田），南越蔥嶺，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經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內，後東入恒河流域，達天竺（今印度）境，又橫穿尼泊爾南部，至東天竺，在摩竭提國（即摩揭陀）首都巴達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學梵書佛律。後由東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爾各答西南之德姆盧克）乘商船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留二年，續得經本，再乘商船東歸，中途經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換船北航。在今山東半島南部的嶗山附近登陸，轉取陸路，於義熙九年（413年）到達建康（今南京）。真香料之路也！

晉人于亂世而見諸國境貌，比之張騫、玄奘等人於“緝理萬邦，和平九土”的漢唐探索異域，心境必是不同吧。以此心制香，“多君”更不足怪了。 

香道傳統文化五千年 -----轉載

香道傳統文化五千年 -----轉載

中國傳統香道可以說是我國的優良傳統，考古發現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歷史，文字記載也有五千多年。黃帝時期出過一道法令，叫“香禁重”，那時候焚香是一種國家行為，主要用於祭祀，但當時焚的不是香料，而是粟、玉、牲，把它們放在火裏面燒，祭祀祖先，以火生煙，煙氣直達天地，這樣達到人與天的溝通。

　　真正意義上香品、香料的傳揚是在漢代，當時漢武帝趕走匈奴，打通了絲綢之路，大量西域的香進入中國，即著名的“西香東進”，那時候人們用香就像現在的口香糖。

到了宋代，中國是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而存在的，當時“海上絲綢之路”打開之後，大量南香——龍、沉、檀、麝四大香料進入我國，形成我國香道文化第二次大發展，那時候香文化也從皇宮內院、文人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會生活。

宋代之後，香不僅用於佛家、道家和儒家，更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居室廳堂裏有熏香，各式宴會慶典場合也要焚香助興，而且還有專業人負責焚香事務，文人雅士不僅用香，還親手制香，並呼朋喚友進行品鑒。

除此之外，宋之後香品造型也更加豐富——除了香餅、香丸、線香等之外，印香(也稱篆香)也被廣泛使用，篆香即用模具把調配好的香粉壓成回環往復的圖案或文字，這為香文化增添了不少情趣。

市場上流通最廣的多為“線香”，而實際上線香是最後才出來的，明代于謙曾寫了一首詩《入京》，“絹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可見線香在明代是貢品，因為明代技術不是很發達，而線香如果磨制不是很細的話要麼就是做不成型要麼就燃燒不順，所以以前主要是以香粉為主，包括香片和香丸。

清朝年間，傳統文化被大幅度打壓，所以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茶道、香道、花道等開始全面萎縮，而香道文化的斷層卻是在甲午戰爭以後，那時國事動盪，而品香、鬥茶、插花此類閒事卻是需要一個輕鬆的政治環境和一個殷實的經濟基礎。

斷層之後，要想再把它給繼承起來就比較困難了，再加上自然香料面臨巨大市場需求與極度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使得制香這門藝術成為平常難以得見的傳統文化。

　　我國歷史上有個“沉香救母”的故事，故事是這樣說的：漢代有個書生叫劉向，他上京趕考，順路登華山。山上有座神廟，廟神華岳三娘是一位美麗善良的仙女，劉向一進神廟便見蓮花寶座上俊麗、溫柔、安閒的華岳三娘，劉向不免想入非非：能娶她為妻該是多美的事啊。於是他取出筆墨在牆上題詩一首，以表自己的愛慕之情。華岳三娘見景生情，也被英俊倜儻的劉向所吸引。她不顧天條禁令，化作凡身與劉向私結良緣。兩情依依，恩愛難分，無奈考期已臨，劉向要進京趕考。惜別之時，華岳三娘已有孕在身，劉向拿出一塊祖傳沉香給華岳三娘，反復叮囑，日後生子便叫“沉香”。劉向一舉中榜，任為揚州府巡按。然華岳三娘卻遭難了，因犯天條她被二郎神捉拿壓在華山黑雲洞中，在暗無天日的洞中，華岳三娘生下了沉香，她偷偷地托夜叉將子送至揚州。沉香長大後拜師學藝，劈山救母，全家團圓。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禦賜岱廟，泰山鎮山三寶之一。沉香獅子為一對，用沉香樹根雕刻粘合而成。兩獅通體烏黑，作蹲踞狀。此對器物利用樹根的天然造型，將獅子雕鑿得形神兼備。獅子是民間傳統的吉祥物，質地又是名貴的沉香木，足見乾隆帝對泰山的敬奉之意。

　　從劉向贈沉香定名之情節來看沉香的歷史淵源，人們很早就已將沉香視為珍貴之物。《三國演義》一書中也有記載：關雲長敗走麥城，被孫權獲殺，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曹操用沉香雕成關羽身軀，與首級合一，以王侯禮祭葬之。

梁代陶弘景《名醫別錄》(502—506)中，就把沉香列為中藥中的“上品”。到了隋代，它又被皇室、皇族大量使用在飾品及建築裝潢上。揮霍無度的隋煬帝，每到除夕，必焚沉香數十車，數十裏方圓都能聞到此香。到了唐朝，宮中大臣之家多有沉香亭、沉香閣、沉香柱、沉香床，人們用香爐燒沉香，取久之不散的香味，驅宮內陰穢之臭氣。

例如唐明皇與楊貴妃在沉香亭遊賞，馳召醉仙，李白制新調，遂有力士脫靴、貴妃捧硯的傳說，而成千古名篇《清平樂》。

1987年4月，在清理法門寺地宮時，在地宮後室發現沉香殘片，沉香山峰狀，量很大，質地也極好，沉香正面有線條貼金，雖經千年陳腐，但沉香肌理依存，這是唐代皇宮用來陪葬舍利珠的供品。

可見沉香在唐代的身價有多高。繼唐之後的宋更推崇沉香，他們不僅用沉香來制茶，而且還用來沐浴，有的還用於送終。他們用七支沉香煎熬成熱水，然後用七塊布浸于沉香水中，分別在遺體的七個不同部位擦拭，助其順利到達祖宗處。

也有古代術士以沉香木火化遺體，以求升化解脫，故宋代的街市便有出售沉香木的商店。大家熟知的《清明上河圖》上便有商旗廣告：“劉家上色沉檀揀香”字樣。

到了明清，宮廷王室崇尚用沉香製成的筆筒、木瓶、觥杯等工藝精細的擺件，特別是小巧玲瓏的雕件，捏在手上可以把玩，掛在身上可散香味，這種藝術品特別時尚。如鴛鴦暖手既可用於貴婦閨秀，又可用作夫婦、戀人之間愛情的信物。許多皇帝與沉香還有一些小故事。

明朝的木匠皇帝熹宗的沉香假山

　　明熹宗的父親光宗在做皇子的時候，一直不受自己父親神宗皇帝的喜愛。神宗因為不想立他做太子，竟很久都不讓他出閣念書，使得這個未來的皇帝差點成了文盲。而光宗處於憂懼之中，也無暇關心自己兒子的學業，所以朱由校竟然是個文盲。光宗即位，大臣們勸他趕緊給太子找個老師讀書，他卻說不著急，過兩天再說吧。但還沒過幾天，他就死了，朱由校這個文盲就當了皇帝。

不過皇帝雖然文盲，卻有一門鼎鼎大名的好手藝，那就是做木工活兒。

　　皇帝對木工活兒精益求精，還有更加精巧的“作品”。他曾在庭院中仿照乾清宮的樣式，建造了一座小宮殿，高不過三四尺，曲折微妙，巧奪天工。又曾做沉香假山一座，其中池台林館無不俱備，雕琢細緻，堪稱一絕。他不光做模型，還把這種天分用在真正的宮殿建造上。

乾隆與泰山沉香獅子

　　乾隆對泰山非常崇拜，一生曾十次到泰山祭拜，其中六次登上泰山玉皇極頂，留下140多首詠頌詩、130多塊碑碣，是中國古代帝王中到泰山祭祀次數最多、留下詩篇最多、立碑碣最多的一位皇帝。每次到泰山祭祀，乾隆都要帶去豐厚的祭器。據《泰山志·盛典記》記載，從1742年到1795年的53年間，朝廷禦賜泰山岱廟祭器30多次，祭器數量多達300多件。其中，溫涼玉圭、沉香獅子、黃釉青花葫蘆瓶被譽為“泰山三寶”。它們不但都是絕世珍品，而且每一件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其中，沉香獅子喻意吉祥浪漫。

　　“泰山三寶”中的沉香獅子為一對，乾隆皇帝于1762年禦賜岱廟。這對獅子後腿蜷坐於地上，尾巴高高翹起，雙目圓睜，微微啟口，顯得生動、可愛，樹根的天然造型將獅子刻畫得形神兼備。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隻獅子是用沉香精心雕刻粘合而成的，沉香的凹凸疙瘩自然形成了獅子的卷毛，造型栩栩如生。

　　而據專家研究，製作獅子的棕黑色沉香，並非沉香木，而是指沉香樹自然死亡後，埋在水土中，又經幾百甚至上千年，吸收日、月、水、土之精華，形成於朽木之中的木塊樹脂結晶。

　　這對材質特殊的國寶，背後還有一段乾隆皇帝的浪漫故事——據說這件國寶和有著傳奇身世的香妃有關。

　　香妃，這位美麗的維吾爾族女性，1760年進入清朝後宮，7年之後，被冊封為貴妃，在宮中享有特殊地位，可是即便皇帝給她再多恩寵，生活在中原的香妃也從來不曾對乾隆動心，甚至冷若冰霜。後來為慰藉香妃思鄉之苦，乾隆皇帝下令在後宮修建西域氈房，宮女太監全部換上維吾爾族服裝，可香妃依舊一臉愁容，茶飯不思。無奈之下，乾隆命宮女太監帶香妃出去散心，然而香妃在街上還是悶悶不樂，直到看到集市上的舞獅表演，才嫣然一笑。香妃的一顰一笑被暗中觀察的乾隆看在心裏，據說從此以後乾隆對獅子便情有獨鐘了，後宮中的許多擺件飾品都有獅子的影子可尋。

　　為什麼香妃看到獅子，突然開心呢?原來，在古時中國，並無獅子這種動物，只有幾處靠近西亞邊境的地方才有獅子的蹤影。東漢明帝時，西域的疏勒國國王把一頭獅子作為貢品獻給漢明帝，然而猛獸養在深宮，平民很難見到。於是後來民間藝術家便開始用浪漫的圖騰式裝飾創作了一種獅子的形象。

　　有趣的是民間藝人描繪出來的獅子肩上有一雙翅膀，身上刻畫雲紋或火焰紋，以顯其神威，被人稱為辟邪。然而獅子的這一藝術形象傳到西域，當地人認為進獻到中原宮廷的獅子變成了神物，長出翅膀，飛回了家鄉。

　　所以當遠離家鄉的香妃看到獅子，便嫣然而笑，其實是希望自己也像長了翅膀的獅子一樣，逃出清朝後宮，回到家鄉。可是，乾隆皇帝並不知道香妃的心思。沒過幾個月，乾隆皇帝登臨泰山便禦賜了這一對沉香獅子，其造型與舞獅中的獅子造型如出一轍，恐怕也是借用了舞獅的吉祥寓意，希望自己如獅子滾繡球，好事在後頭吧。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藥用沉香

　　清代皇帝講究養生和服用補藥，所以就有不少人把向皇帝敬獻秘方、驗方，作為升官的途徑。地方上每年都會將大量的名貴藥材進貢給宮廷，現在留存下來的還有犀牛角、麝香、朱砂、沉香油等等。

　　末代皇帝溥儀一生未有子女。解放後，中央領導曾就此問題請國內某著名醫院為其會診，病歷記載：“患者于三十年前任皇帝時，就有陽痿，一直在求治，療效欠佳……曾三次結婚，其妻子均未生育。”後來京城數位著名老中醫也為其診斷，四代祖傳世醫張榮增為溥儀獻出了兩劑妙方，其中一劑妙方，便有用到了沉香。據說，此藥服後，溥儀的病明顯有了好轉。

　　溥儀活了61歲，服上述二方應該是其50多歲的時候，此時身體機能已不如青壯年時期，應該說錯過了治療不孕不育的最佳時機。溥儀直到去世，一共結婚五次，上面的方子應該是在其第四或者第五任妻子時採用的。他接受治療後陽痿雖好轉，性能力得到改善，能進行夫妻生活，但終究未能有子。

蘇東坡與海南沉香

　　

蘇東坡雖然出生在四川，但他與沉香卻有緣，緣起於他晚年時，在被朝廷貶到惠州後，再被貶到當時被稱為「南荒」的海南島。因此，流傳著一段文化名人與沉香的文化故事。

　　沉香樹是海南的獨產，《辭海》說沉香亦稱「伽南香」、「奇南香」，是常綠喬木，葉革質，卵形，有光澤，春季開花，花白色，產於印度、泰國、越南、中國海南等地。沉香是珍貴的香料與藥材。《瓊州府志.物產》曰：「沉香似冬青樹，形崇辣，坡朽爛，內心乃香」。《虞衡志》曰：「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沉香……焚少許，氛翳彌室」。

　　沉香何時傳入海南，筆者沒有考證，但海南自古就產沉香。儘管當時「環島皆有之」，但此物然是奇物，大受鍾愛。《輿地紀勝》卷124說：「沉香，出萬安軍(今萬寧市)，一襾之值與百金等」。「一襾之值百金」的高昂價值，使沉香成為海南島上的寶貝。被貶到海南島的蘇東坡情系沉香，他在《沉香山子子賦》中詠道：「金堅玉潤，鶴骨龍筋，膏液內足」。

　　海南沉香，從宋朝開始，就成為朝廷的貢品，後又成為商品。成為商品後的海南沉香，價格越來越高，海南沉香的特產與高價，使沉香為名所累，求者貪婪無度，在利益的驅使下，砍伐沉香漁利者不斷，有的還重金賄賂黎人為之砍伐。眼睹沉香被「竭澤而漁」，蘇東坡坐不住了，他作詩抨擊亂砍沉香的行為，

詩曰：「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如。豈若注微火，縈煙嫋清歌。貪人無饑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墜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瓊州府志》)」

蘇東坡儘管是被貶流放，但他愛國憤惡的品德沒有半點動搖。沉香，是祖國的寶貝，國內能生產的地方有限，如果不節制的開砍，結果不可想像。出於對沉香的關愛與重視，蘇東坡才作此詩抨擊。

　　海南古時被稱為香洲。南朝《述異記》曰：「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

宋《香譜.香事三》曰：「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蘇東坡被貶到海南後，發現海南香多，而且不少人以香為業。因此，他在《和勸農》詩序中曰：「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儘管當時沉香生產繁榮昌盛，「環島皆有之」。但是，沉香生產週期長，蘇東坡以敏銳的目光，洞察到「貪人無饑飽」，狂砍沉香取利，一定會造成嚴重後果。

　　蘇東坡儘管是被貶的流放之人，但他對海南是很鍾情的。余秋雨在《山居筆記》的《天涯故事》中寫道：「蘇東坡在海南島居留三年後遇赦北歸，歸途中所吟的兩句詩可作為這次經歷的總結。『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這麼說來，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文化大師如此說，海南島也對得起中國文化史了。」一個文化大師，在他被貶後，然然關心著珍貴物種的生存，怎不令人感動。

　　歷史回答了蘇東坡的擔心。明清時期，海南沉香采砍更為嚴重，清康熙時期，崖洲知州張耀士看到沉香被砍嚴重，冒著被罷官的危險，大膽上書朝廷，請朝廷免去沉香貢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銘樞在《海南島志》中寫道：「沉香中的上品，香味極佳的伽楠香(又稱奇楠香)，此物現出產已較稀。」如今，海南沉香更是稀上加稀，成為名副其實的有價無貨的寶貝。

　　在海南沉香稀缺的今天，重讀蘇東坡的「沉香詩」，更顯得此詩的重大意義。我們的許多行業，都應從中得到啟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竭澤而漁。

　　邱浚在《南溟奇甸賦》中，大力稱讚家鄉海南的物產：「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他所說的植物芬芳，指的是沉香樹等。

香道的前世與今生

　　宋代是我國在諸多方面都比較開放的時期，與海外貿易廣泛，經濟發達，也是文化藝術的巔峰時期，文化藝術的各個門類幾乎都臻于成熟和完美。香文化的發展則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前人謂之“巷陌皆香”。在此時期用香的特點已經更加生活化，而且伴隨著香文化的進一步深化，瓷制爐具也大量出現。此外，用香的奢華導致宋代國力降低，香也是導致宋朝衰敗的原因之一。

　　宋元時期的海上貿易更加繁榮。香藥是當時最重要的進口物品之一，種類包括胡椒、龍涎香、乳香、檀香、丁香、安息香、青木香(木香)、龍腦、蘇合香、沉香、肉豆蔻等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門運輸香藥的“香舶”(1974年福建泉洲發掘出的大型宋代沉船就是一艘香舶，載有龍涎香、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胡椒等香藥)。香藥貿易如火如荼，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僅廣州一地所收乳香即多達二十多萬公斤。

　　由於香藥的大量需求，促進了海上香藥貿易的高度繁盛，為此、國家成立了專門的香藥管理機構“香藥局”，實行了香藥專賣制度。最高峰時其香藥的貿易收入超過了國家收入的四分之一。

　　宋初還曾變賣香藥，解兵糧不足之困：“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歲計不下二百四十萬貫。”(《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1)宋宮中設有“香藥庫”，“掌出納外國貢獻及市舶香藥、寶石之事。”

　　宋代文人盛行用香，寫詩填詞、撫琴賞花、宴客會友、獨居默坐、案頭枕邊、燈前月下都要焚香，可謂香影隨行，香芳隨身。宋代文人愛香聞香各有不同，其中韓熙載喜歡對花焚香、徐鉉愛伴月焚香、梅詢喜香熏衣、蔡京好“無火之香”(但卻不是隔火熏香的方式，而是先令人在一側房間置數十香爐焚香，等到香煙滿室後，再卷起簾幕，便有香雲破門飄湧而來。蔡京稱：“如此則煙火氣淡，亦有氣勢)等。

　　許多文人、名人不僅焚香用香，還收輯、研製香方，采置香藥，配藥和香。文人雅士之間也常以自製的香品及香藥、香爐等作贈物，應和酬答。在此期間，多部香學專著問世，研究範圍廣涉香藥性狀、炮製、配方、香史、香文等內容。

　　蘇軾在《蘇文公本集》中有大量香藥的記錄、研究性文章。蘇軾曾專門合制了一種“印香”，還準備了制做印香的模具(銀篆盤)、檀香木雕刻的觀音像，送給蘇轍作壽禮。

　　除蘇軾以外，還有眾多的香譜典籍。例如丁謂的《天香傳》、沈立的《(沈氏)香譜》、洪芻(chú)的《(洪氏)香譜》、葉廷珪(ɡuī)的《名香譜》、顏博文的《(顏氏)香史》、陳敬的《陳氏香譜》、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香》等。

　　宋代用香更加普遍，更加實用化、生活化，這也是香文化進入鼎盛的一個重要標誌。辛棄疾膾炙人口的《青玉案•元夕》，即生動描寫了杭州城元宵夜香風四溢的景象。

在宋代，香已經職業化，街市上有專門賣香的“香鋪”、“香人”，有專門制做“印香”的商家，甚至酒樓裏也有隨時向顧客供香的“香婆”。街頭還有添加香藥的各式食品，香藥脆梅、香藥糖水(“浴佛水”)、香糖果子、香藥木瓜等等。

在描繪汴梁風貌的《清明上河圖》中，有多處描繪了與香有關的景象，其中即可看到一家香鋪門前招牌上寫有“劉家上色沉檀揀香”的字樣(蓋指“劉家上等沉香、檀香、乳香”，揀香指上品乳香)。當時對從事篆香制做的人稱為“香人”，也有了服裝的統一規定。

《東京夢華錄》記載：在北宋汴梁(開封)，“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行業著裝各有規矩，香鋪裏的“香人”則是“頂帽披背”。(《卷5•民俗》)“日供打香印者，則管定鋪席人家牌額，時節即印施佛像等。”還有人“供香餅子、炭團。”(《卷3•諸色雜賣》)“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卷2•宣德樓前省府宮宇》)《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杭州，“(酒樓)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從這些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到宋代香事活動已廣行於民間，看到香文化的普及與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