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秦漢時期焚香之風與香具—兼談五鳳熏爐的命名『轉載自網路』
向禕
摘要: 我國識香用香之風起源甚早。秦漢之前，所用之香以香草香木類為主，直接使用或直接焚燒以利用其香; 秦漢以來，疆域擴大，鑿通西域，香料之路繁榮，南方與西亞等地的外來香料被國人所喜愛，基於香料種類的擴大與變化，專用的香具也隨之流行開來。
《說文》所釋香字: “香，芳也，從黍，從甘”。指明香與芳一樣，是特殊的植物所發出的甘味。
中國用香之史久矣，宋人丁謂所著《天香傳》中說: “香之為用從上古矣。所以奉神明， 可以達蠲潔。三代禋祀， 首推馨之薦。”其所謂上古時已用香，雖不見考古資料或文獻明確記載，但亦反映出我國識香、用香曆史之悠久。
需要注意的是，秦漢之前中原普遍使用的香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香料不同，並非我們現今所常見的具有芳香氣味或防腐功能的熱帶植物。我國秦漢之前由於地域與氣候所限，中原地區並不適宜這些香料的生長，中國早期的香料一般指香木或香草。
今所見文獻與考古資料表明，先秦時期的香草常見有蘭( 澤蘭) 、蕙( 蕙蘭) 、蕭( 香蒿) 、桂( 桂樹) 、芷( 白芷) 、茅( 香茅) 、郁( 郁金) 等。
《詩經·王風·采葛》中有“彼采葛兮……彼采蕭兮……彼采艾兮”的記載。古人席地而坐，將帶有香氣的香草等植物風乾後，裝入布囊中，用以隨身佩帶、置於室內或放置於衣物被服間，不僅可以祛濕、驅疫，亦兼具上層人士彰顯身份、潔衣怡情之用。
焚香除了有實際生活功用外，在古代崇神信巫的思想影響下，它又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不斷被神化，成為一種莊嚴而神聖的活動。
《周禮·春官》中記: “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注:“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以祈祝於神明。
《登真隱訣》中記: “香者，天真用茲以通感，地祇緣斯以達信。”中國早期的香料屬於香藥同源，十分適合隨身攜帶。
《禮記·內則》記: “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鄭玄注: “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常見香料有佩蘭、辛夷、杜衡等。
佩蘭即菊科植物中的蘭草，不僅氣味芳香，而且醒脾和胃，對頭暈、嘔吐、水濕內阻等症有良好的療效。《楚辭》中即有“紉秋蘭以為佩”的記載。辛夷屬木蘭科木蘭屬落葉喬木，其性辛溫，不僅有清新的薄荷香氣，更可散風寒，通鼻竅，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說“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杜衡是馬兜鈴科植物，氣味芬芳，另具有活血平喘，消痰定痛的藥用功效，《離騷》中說“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除了這種方便易行的佩帶香葉等植物的方法外，針對不同的香草，使用方法可謂豐富多樣，對艾蒿類的，一般用以焚燒，使之散發濃烈香氣; 蕙蘭類的，一般煮湯、熬膏; 茅、鬱之類的，或可入酒。
先秦時期各種本土所產的香料之名不僅頻見於《詩經》、《尚書》、《山海經》等典籍，更於《周禮》中出現了專司香料的記載。周王室任翦氏、蟈氏專職其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蟈氏掌去蛙黽，焚牡菊，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蠱無聲”。
秦漢之後，疆域擴大，對外交流頻繁，漢武帝時，拓土開疆，溝通中西，隨著對西域地區的開發，從中原經甘肅、新疆，直至中亞、西亞，並聯接地中海各國的貿易通道形成，史稱絲綢之路。除了陸地絲綢之路外，西漢的商人還經常出海貿易，開闢了海上交通要道，即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此一時期，不僅我國南方地區的香料傳入中原，更兼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活躍，南亞甚至歐洲的許多香料也通過各種方式傳入中國，使得這些交通要道又兼有“香料之路”的美譽。
通過香料之路，西亞、南海等地的外來香料被國人所接受，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中國傳統的制香、焚香習俗。秦漢之前，我國的香料多為取自自然植被，一般僅做切塊、切片等處理，多隨身佩帶，揮發性慢，香氣清幽，偶有熏燃者，也是直接點燃，不做深加工; 而這種外來的香料大多進行過再加工，提煉濃縮植物的樹脂與揮發油，不僅純度高，而且使用方法也與我國的傳統焚香不盡相同。
如南海地區的龍腦香、蘇合香等傳入中土，即被製成香球或香餅，以下置炭火，以高溫熏之。這種方法使香料徐徐而燃，不僅香味濃厚，而且沒有什麼煙火之氣，青煙嫋嫋而上，繚繞一室，平添情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燃料，提高室內溫度。宋人陳元靚所引《述異記》所載: “漢武商時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必減衣。”
隨著香料品種的多樣化，統治階層的追捧，時人對各種香料的作用和特點開始加以關注，追求配伍與調和，出現了“香方”等複合香料，即“合香”。如東漢時期的《漢建甯宮中香》所記之香方，就集合了藿香葉、丁香皮、檀香、黃熟香、乳香、茅香、沉香、生結香、白芷、零陵香、蘇合油等十餘種香料，配製十分考究。
香料種類的豐富，使用方法的迥異，使得熏香用具隨之發生了相應變化，除先秦時期常用的隨身攜帶的香包、香囊類香具外，香熏爐在兩漢時期成為流行品。
熏爐是古時專門用來熏香和取暖的一種器具，多以爐的形式出現，故而得名。先秦時人們是將一些帶有特殊氣味或芳香味的植物直接焚燒，利用焚燒時的煙氣來驅逐蚊蠅或是淨化室內空氣，去除濁氣，以達到除潮祛濕、強身健體的功效，罕見特定的熏香器。
戰國時期，始出現銅制熏爐，今僅見於陝西鳳翔縣姚家崗所出的鳳鳥銜環銅熏爐。
秦王朝歷時短暫，考古資料少見，今可見咸陽博物館所藏銅熏爐，爐體圓球形，座上有陰刻篆文“大吉”字樣，年代姑且認定為秦，但此時未見有外來香料輸入的記載，可見，此時用香之風大約同前。
漢時，鑿通西域，香料之路繁榮，外來香料大盛，《史記·貨殖列傳》中記: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原《集解》引韋昭所言釋為果、布，
“果為龍眼、離支之屬”。學者韓懷准糾釋，認為果布為馬來語的對音，即龍腦。《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中亦記: “舊交址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此時由於香料品種的增多與變化，人們更加關注對不同香料的利用與處理，從上層到平民，無不喜香、用香，隨著用香之風的盛行，熏爐十分流行，形制多樣，製作精良，進入了熏爐的大發展時期。
河南博物院所藏五鳳熏爐正是反映了兩漢時期用香文化的興盛對各式香具發展與流行的帶動。五鳳熏爐主體為一大鳳形象，華冠錦羽，昂首引頸，口銜圓球，振翅挺胸，闊翅上翹，胸前與雙翅上均有陰刻羽狀紋飾。鳳腹中空，翅、腹連接處用穿定連接，張合自由，可將此處打開，用以放置香料，構思十分巧妙; 鳳體背部遍鏤弧形鏤孔，所燃之香料盡可從此嫋嫋而上; 尾翅處亦鏤有弧形與長方形小鏤孔，極盡裝飾華麗之美; 胸前、雙翅和尾部各飾有一隻雛鳳，全器共有五鳳，故而得名。熏爐的主體以大鳳之雙爪為支撐點，鉚於一圓盤之上，盤為平底，折沿，下飾三乳足。這件五鳳熏爐以青銅材質塑造出一只姿態矯健的大鳳形象，大_______鳳雄姿昂揚，身披錦羽，四隻雛鳳點綴其上，構思精巧，造型獨特。
遙想其成品之日，精光奪目，集實用與觀賞於一體，不僅是一件生活用具，更不失為一件精美的工藝品。
鳳，即鳳凰，也作“凰鳳”，是古代傳說中的祥瑞之鳥，也是百鳥之王。雄者名鳳，雌者名凰。《山海經·大荒西經》記“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山海經·南次三經》則說: “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現則天下安寧。”
東晉學者郭璞在《爾雅·釋鳥》中對鳳凰的形象作了具體的描述: “雞頭，蛇頸，燕頜，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由此可見，鳳凰是一種傳說中的神鳥，它的形成與中華圖騰———龍一樣，是先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提煉昇華，在精神層面上想像而成的一種複合型動物，反映出古代人民對美好事物的精神追求。
傳說中的鳳凰性格高潔，非晨露不飲，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棲。又因其身上有五種像字的紋飾，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更是被古人引為正義祥瑞之兆，是天下太平的象徵。
《韓詩外傳》中記黃帝向天老問鳳凰之事時，天老說鳳凰是“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鳴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唯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古人認為太平盛世之時，便有鳳凰來儀，是為吉征。
《韓詩外傳》中亦記之為“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關於五鳳熏爐中五鳳的解釋，有人引《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五四輯《樂緯葉圖征》，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以至我們對五鳳熏爐的文化含義產生了懷疑。按此引之說，這件五鳳熏爐究竟是祥瑞之征，還是妖孽之兆呢? 所引者含糊未明。
我想，答案依然要從《樂緯葉圖征》中找。該書中又雲: “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至則役之感也; 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踵……至則喪之感也; 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至則水之感也; 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踵若鱗葉……至則旱之感也。”也就是說，鳳凰是祥瑞之鳥無疑，所謂孽者，是四種類似於鳳凰的妖鳥。
這與我們今天所見的這件五鳳熏爐中的五鳳不是一個概念，五鳳熏爐中的五鳳是一個數字的概念，與文獻中所記的五類禽鳥不可等同。但所謂似鳳的四種禽鳥，歷代學者也有不盡相同的研究。
宋代王應璘在《小學紺珠》卷十中說: “五鳳，赤者鳳，黃者鵷雛，青者鸞，紫者鸑鷟，白者鵠，五鳳皆瑞而無一妖也。”是以顏色來分別定名，將其全部列為祥瑞之代表。
無論是《樂緯葉圖征》、《小學紺珠》所記，還是其他文獻所載，雖均為秦漢以來學者的附會之言，但鳳凰在古代無疑是吉祥如意的象徵，不僅流行於歷朝歷代，也成為封建王朝中皇后的專用代表。今天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這件漢代青銅五鳳熏爐，命名當是源於器物主體為一大鳳，另附四隻雛鳳，以數字計。